但在理学家那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圣人观，理学开山的周敦颐即主张圣可学，此后成圣便成为理学思潮的终极追求。

生生的这两个方面，是自然与文明关系的最重要的体现。而孟子研究人性，也要把人抽离日常生活，置于一个极端场景下，但他的人性实验室却与众不同。

还有第三个含义，即抽象化的爱、近、至等含义，不仅用于描述亲属之间的关系，如亲亲中的第一个亲字，亦且及于他人，如《韩非子·爱臣》：爱臣太亲。但这种普遍的恻隐之心还只是仁之端，并不足以称为仁。最密切的人伦关系称为至亲，即《仪礼·丧服传》所谓一体之亲：父子一体也。大道至简，我们不需要过于烦琐的哲学论证，只要稍微扪心自问，略一反思，就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父母是我的生命的给予者，孝敬父母就是对生生的确认，是对自己生命之来源的认可与尊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万章认为，真正的孝子应该劳而不怨。

所以我们的理解是：虽然仁确为生生之意，但强调的并非仅仅自然而然的生，而是通过理性对生生的确认，如此方构成道德的开端，性善的始基。孟子多次说，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其颡有泚，睨而不视，便是恻隐之心的外在表现。《文化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22-159、240-252页。

这就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肯定了自爱自利。10 参见[匈牙利]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157页。《系辞》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其三，囿于精英意识和局部经验，亚当·斯密认为财产制度的最初确立是为了保护富者免受无产者的侵夺，至于工人贫困，更多是因为经济衰退、人口过多甚至贫者好逸恶劳的性格。

未来儒学要在批判继承陈焕章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理论和经验，并继续吸收西方社群主义等思想资源，建构更为完善的经济学，提升应对各种世界性问题的能力。 注释1《孔门理财学》的英文名为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依照通行译法，应为《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学原理》。

只有在这一秩序而非放任秩序中，所有人而非个别人才可以获取其应得的利益。17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第88-89页。此二者未曾能协调一致，因为一面有目的，而另一面则没有目的。因此，基于利己心构建的社会并不会达到社会公利的最大化，而只能最大化某些个体的利益，百姓却因此承受苦难。

【19】虽然陈焕章只是重现董仲舒义利之辨在规定社会各阶层行为准则上的区分，但他受此启发而创造性地将社会结构的基础厘定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兼顾人性中的性善和性恶，为解决现实中道德与经济的背离问题开拓了新路径。令人遗憾的是，受限于价值观和立场，陈焕章的美德经济学中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经济道德化思想在西方未受到重视，而这恰恰是陈焕章儒家经济学的根本性贡献。即使最无私、最高尚的行为，也有骄傲的烙印，无一不是伪善，因此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美德。最终，大量社会财富必然流向兼并之家，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四个主要特征彰显了美德是儒家经济学的中心。22 参见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修订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202-248页。

8 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284、355页。如果放任自由竞争，结果只能生成一个残酷的世界，而这是本于仁义的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而要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协作，还需要一整套社会制度来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井田制和社会等级制。本文尝试以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为主线，考察陈焕章如何在批评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思想和经验构建儒家经济学，进而讨论其经济学的性质和定位。14 （汉）何休解诂，（唐）贾公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8页。亚当·斯密认为世界上绝不存在将美德与智慧代代相传的家族，而陈焕章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家族的辉煌完全得自于智慧与美德的继承。其中，有两段关于自利如何促进社会利益的文字经常被引用，亚当·斯密说：他们所以会如此指导产业，使其生产物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亦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虽然凸显了基督教道德观的不足，但曼德维尔悖论割裂了美德与经济，无法满足时代的道德需要。

由看不见的手连接个体自由和神学目的，人人自利生成社会大利，看不见的手在其中的作用，与其说是引导不如说是误导，因为社会利益并未被个体决策所考虑。戴维·米勒认为，放任竞争会加剧不平等并最终损害自由，而市场又有其不可替代之优势，因此，国家要多元化经济制度，兼顾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落实资本占有社会化，推行合作制企业，保障自由、平等和正义。

四、定位：潜在的哥白尼革命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陈焕章儒家经济学对放任理论的批评以及在政府—市场模式上的创见对经济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家要维系经济繁荣，就必须依靠法律修剪后的恶德。

不同于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以自爱为核心的人性论，受康有为三世说影响的陈焕章认为人性在整体上是动态的、向善的。士人政府是美德的化身，是必要的善，引导全社会通往美德世界。

后者因警惕竞争的后果，受当时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影响，必然伴随着优胜劣汰的危机意识和对弱者的同情，是以要求在政府干预下最小化竞争。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令人遗憾的是，亚当·斯密关于道德与经济之间矛盾的思考并未受到后世重视，其经济思想又被曲解和狭隘化，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普遍排除友善或道德情操的影响，径直从自利经济人假设出发寻求最大化生产者或消费者利益的途径，日益呈现其无伦理特征。3 [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9 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8、32页。因此，陈焕章认为利己主义不可以作为理财活动的调节器，利己经济人必须在政府的管控下发挥其助推经济发展的作用。

尽管孔子没有废除竞争，但孔子建议运用若干政府调节以控制消费、生产与分配，并以此取代绝对的自由竞争。是以仁爱不仅是家庭的基础，也是高级阶段的社会国家得以组织的核心因素。

11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第109页。在自爱自利的驱使下，每个个体都在最大化个人利益，而最大化个人利益恰能最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从而最大化社会利益。

陈焕章还吸纳了荀子、班固、柳宗元关于社会秩序基础的思想，认为社会秩序可以分别基于正义、仁爱和生存需要而构建。陈焕章美德经济学能否实现其潜在影响力，真正引发哥白尼革命，还有赖于学界的研究与继承。总之，陈焕章儒家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实际影响远远小于其理论上应有之影响。这种自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激情，是正义的激情，绝不可混同于虚荣这种最浅薄的激情。

19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第61-62页。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以利己经济人为出发点展开其富国策略。

同时，陈焕章还剥去了天的道德维度，天超越了善恶，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向善的人性预设、美德主导分配、政府调节、适度竞争是其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一新形态的经济学可以称作美德经济学。

【20】米歇尔·鲍曼以亚当·斯密为其同路人，从解决社会经济秩序的道德基础出发，尝试以现代人代替经济人，融入更多道德因素，凸显经济市场之外的道德市场的重要性，从而为经济秩序的运行提供足够的道德资本。亚当·斯密往往因其《国富论》而被误认为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明确反对将功利作为道德判断的主要标准。